Page 12 - 《中国药房》2020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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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成为司法活动的主导，强调“从重从快从 具体危险犯，虽然引起较大争议但也体现了药品犯罪打
严” 。在刑事立法层面，立法者长期将生产、销售假药 击趋于严厉的走向，以及立法者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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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作为实害犯进行打击，1985 年“两高”接连出台《关于 之间的博弈与权衡。此后，“两高”分别于 2001、2009 年
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 颁布了《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
答》和《关于抓紧从严打击制造、贩卖假药、毒品和有毒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
食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的通知》两部 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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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掀起了对制假售假药案件全面严厉打击的热 犯罪打击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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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1993 年，《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 在行政立法层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药品管理
定》审议通过，生产、销售劣药的行为首次与假药犯罪分 法》中的部分规定已明显滞后，无法满足新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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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最高刑被提升至死刑 ；在行政 对药品监管的要求，因此 2001 年立法部门对《药品管理
立法层面，1984年《药品管理法》应势而生，配套的《药品 法》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订，将监管职责从卫生行
管理法实施办法》则于 1989 年正式出台，明确规定了生 政部门转移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同时建立了处方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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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假药劣药的法律责任 。这一时期，药品监管行 非处方药的分类制度，并加重了生产、销售假劣药的法
政法规和刑事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标志着我国药品犯 律责任，于2002年施行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则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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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打击正式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在监管理念上，国家层 提到了对互联网销售药品相关行为的界定与监管 。在
面一方面强调着力整治市场，先后开展两次全国范围内 监管理念上，与前一阶段“着力整治假劣药”相比，其基
的制售假劣药整顿活动，另一方面则为打造药品经济发 调已经由“整治”向“治理”过渡。在监管模式方面，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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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对购销政策逐步开放 。在监管模 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2000年开始实行省以下垂直
式方面，1985 年发生的“晋江假药案”轰动全国，经济基 管理，2003年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
础的变化对经济体制管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因此1998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8 年则改由卫生部管理，短期内
年政府机构改革时，特将1978年建立的国家医药管理局 频繁的体制改革表明药品监管正在逐步成为社会公共
与卫生部合并，组建副部级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实施统一监管。 这一时期是我国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规制的发展期，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影响下，这一阶段处于危害 药品安全领域法律、司法解释的陆续出台，加之刑事政
药品安全犯罪规制起步期，相关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探索 策与监管理念的转变，给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研究带来了
性和过渡性的特征。总体而言，发文量极少，研究群体 新的契机，也使得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带有转型期的特
尚未形成规模，危害药品安全犯罪问题虽然已经进入了 点。总体而言，即为发文量逐步增加，学术群体规模开
研究者的视野，但还未就此形成研究热点；具体而言，研 始缓慢扩张，更多的高校以及各级（食）药监局加入了危
究者的主要关注对象几乎完全集中于刑事领域，包括对 害药品安全犯罪的研究队伍。具体而言，随着关键概念
罪名适用和法条竞合等立法问题的探讨。总之，危害药 的界定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有
品安全犯罪研究探索期呈现出从无到有、以单一刑事制 了更多的依据可寻，研究者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立法问
裁被动回应的特点。 题，有关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领域的研究开始逐渐深
3.2 行刑并重、双重主动回应的转型研究期（1997－ 入，围绕立法、司法主动干预、预防式的研究热点逐步形
2010年） 成 ；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单纯的刑事领域扩展到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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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我国 领域，行刑衔接、案件移送等介于行政与刑事之间的相
药品行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加之2001年我国 关问题同样也成为了研究的聚焦点 ；在研究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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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药品行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始被应用，同时也出现了结合典型案
药品安全监管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欣弗案”（2006 例的回应型研究以及基于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横向
年）、“齐二药案”（2006年）、“甲氨蝶呤案”（2007年）、“山 比较研究等 。总之，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研究转型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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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疫苗案”（2010 年）等重大药害事件接连发生，这一时 现出从单一刑事制裁向“行政+刑事”双管齐下转型，从
期在国家层面对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达到了前所未 被动回应向“回应+主动干预”不断夯实的趋势。
有的重视程度。 3.3 立体防控、多重积极响应的深度研究期（2011－
这一阶段，在刑事政策层面，由于前期处于由“严 2019年）
打”向“宽严相济”逐步过渡的阶段，至 2005 年 12 月，全 2011 年初，我国明确将“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
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宽严相济”成为我国在维护社会 制”作为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创新社会管理职能的重点
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层 工作，加之我国进入治理现代化新时期，药品安全的重
面，1997 年《刑法》将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实害犯调整为 要性被赋予新的含义，在战略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2950 · China Pharmacy 2020 Vol. 31 No. 24 中国药房 2020年第31卷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