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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X维度政策工具分布
Tab 4 Distribution of X-dimensional policy tools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政策文件编码 数量，条（占比，％） 合计，条（占比，％）
供给型 公共服务 2-2-11，2-2-13，3-3-4，4-3-3，4-5，9-7，10-4-5-2，14-7-15 8（4.88） 33（20.12）
科技信息支持 7-14，8-2-4，8-2-5，10-4-5-1，11-3-3-3，11-3-3-6，11-4-2，12-1-2，12-1-3，12-2-8，12-2-13，13-1-7，14-3-3，14-6-12，15-4-9，15-4-11 16（9.76）
人才培养 2-2-15，6-5，6-6，8-1-3，12-3-17，13-1-4，13-2-3 7（4.27）
资金投入 8-3-7，9-5 2（1.22）
环境型 目标规划 1-1，1-2，2-1，2-3-1，3-2-1，3-2-4，4-1，5-1，6-1，7-1，7-2，7-3，7-4，7-12，9-8，11-3-1，11-4-1，14-1，15-1-1 19（11.59） 109（66.46）
策略性措施 1-3，1-4，1-10，1-11，1-13，1-14，2-2-1，2-2-4，2-2-6，2-2-7，3-2-2，3-2-3，3-2-5，3-3-7，4-2，4-3-2，4-4，5-6，7-5，7-6，7-7，7-9，8-3-8，8-3-9，9-2，9-6，10-4-1， 45（27.44）
11-3-2，12-1-1，12-1-6，12-3-14，12-3-15，13-1-5，13-2-5，14-2-1，14-2-2，14-3-5，14-4-6，14-5-10，15-1-2，15-2-3，15-2-6，15-3-8，15-5-12，15-5-13
法规管制 1-15，1-17，2-2-3，2-2-10，3-1，3-3-1，3-3-2，3-3-5，4-3-1，5-4，5-5，6-3，6-4，7-11，7-13，8-1-2，8-2-6，8-4-10，8-4-11，9-1，9-4，10-4-3，10-4-4，10-4-6，12-1-1， 37（22.56）
12-1-4，12-2-10，12-2-11，12-2-12，14-4-8，14-6-11，14-7-13，14-7-14，15-2-4，15-3-7，15-4-10，15-5-14
金融支持 1-12，1-16，2-3-4，6-2，12-3-16，14-4-7，14-5-9，15-2-5 8（4.88）
需求型 政府采购 1-6，1-9，2-2-2，2-2-5，2-2-8，2-3-2，3-3-3，3-3-6，5-2，5-3，8-1-1，9-3，10-4-2，12-2-9 14（8.54） 22（13.41）
市场塑造 1-5，1-7，11-3-2-5，12-1-5，12-2-7 5（3.05）
国际交流 11-3-3-8，13-1-8 2（1.22）
政府外包 14-3-4 1（0.61）
表5 Y维度政策目标分布
Tab 5 Distribution of Y-dimensional policy objectives
供给型工具数量，条 环境型工具数量，条 需求型工具数量，条
目标 合计，条（占比，％）
公共服务 科技信息支持 人才培养 资金投入 目标规划 策略性措施 法规管制 金融支持 政府采购 市场塑造 国际交流 政府外包
可及性 3 5 0 2 11 17 13 6 12 2 1 0 72（43.90）
质量 2 9 1 0 2 16 17 0 2 3 1 1 54（32.93）
合理使用 3 2 6 0 6 12 7 2 0 0 0 0 38（23.17）
明显的差异，以可及性目标的使用频率最高，质量目标 信息平台建设，基本药物监测、评估以及研发等都需要
次之，合理使用目标最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基本 科技信息支持。人才培养与公共服务在供给型政策工
药物政策的宏观层面指导方针主要遵循“以人为本”的 具中的使用频率差别不大，均低于科技信息的使用频
原则，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确保公民能够获得价格可 率。人才培养使用频率较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该专
接受的药品 。 业型人才需要同时具备药学相关知识和一定的管理能
[6]
4 讨论 力，并能够把握基本药物的实时信息，对其专业程度要
4.1 X维度方面的相应对策 求较高，另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力度不
4.1.1 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频率 由表 4 可知，环境型 足；公共服务使用频率较低则提示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
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表明基本药物政 未能有效地与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部分基本药物仍然
策更多向环境型政策工具倾斜。另外，基本药物制度每 未被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资金投入在供给型政策工
一发展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如成长期目标主要集中在药 具中的使用频率最低，说明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更
品招标采购政策，平稳期则集中于建立基本药物委员 多地停留在规划、督促、监督、监察等层面，而对制度实
会，以加强基本药物遴选、规范基本药物目录制定、进一 施所需人财物力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建议应加大资
步明确发展框架等 。从内部结构上来看，基本药物政 金投入，注重专业人才培养，鼓励高校、研究所等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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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定大多依靠策略性措施和法规等管制，通过使用 所积极参与基本药物的研发工作。
规范的约束性政策明确行政机构、医疗机构、市场组织 4.1.3 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建设 药品价格问题是“看
等的职责，从而发挥较好的监督和管制作用。而金融支 病难，看病贵”问题能否解决的重要门槛。由于药品的
持工具使用频率仅占4.88％，说明我国基本药物政策与 特殊属性，不宜将药品价格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本研究
医保政策的衔接度不高。这种不均衡现象容易导致我 中，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最低，基本药物的市场
国基本药物政策约束过度而激励不足，不利于我国基本 塑造和国际交流明显不足，政策文件中的相关表述较为
药物政策的落实。因此，我国应从实际出发，适当降低 模糊且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在基本药物政策 X 维度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强化与各约束性政策的衔 中，政府采购工具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由政府统一采购
接，加大财政投入，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良性循 药品，一方面可以降低药品价格，使患者有能力且愿意
环，增加激励机制，给予市场组织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购买基本药物；另一方面可以加强药品质量监管，保证
[8]
4.1.2 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配置 科技信息支持在供 公众用药安全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基本药物的供
给型政策工具中的使用频率最高，可以理解为药品种类 应离不开市场塑造和政府外包。政府采购过程中如若
复杂性、质量严格性等专有属性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 处理不好自身与社会组织介入的平衡，容易造成政府干
对科学技术更新的要求十分严格，药品信息更迭，药品 预失败或者因利润薄弱所致的社会组织积极性不足。

中国药房 2020年第31卷第16期 China Pharmacy 2020 Vol. 31 No. 16 ·1929 ·